随着阿里巴巴“807事件”持续发酵，公司对涉事员工进行了辞退等处理，6000名员工亦发出建立反性侵制度的联合倡议。这一事件把HR文化体系和能力的建设问题再次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同时也引发了对职场性别歧视的热议。
当下的职场文化，女性被领导安排“陪酒”、在职场遭遇性骚扰的极端事件并不罕见。而女性薪资水平、工作机会和晋升机会与男性不对等的职场性别歧视则更为普遍、更为突出。
就在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重新修正《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在全国各地出台生育鼓励政策的窗口阶段，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在制订政策的过程中，都应充分考虑如何破除女性职场歧视这一重要课题，以期建立对女性友好的包容性生育政策的大环境。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不仅让世界公共卫生事业受到冲击，而且对两性平等进程的推进也造成一定影响。联合国妇女署最新数据显示，新冠疫情也许让性别平等工作倒退了25年。
今年3月，智联招聘继续发布《2021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从婚育、职场发展等多方面切入针对职场女性的生存发展状况进行呈现和分析。报告显示，职场女性整体薪酬低于男性12%，差距连续两年收窄。但女性在职场仍会遭遇被问及婚育等一系列问题。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女性发展面临社会劳动参与率下降，重返职场所遭遇的年龄和职位困境，以及就业歧视加重等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公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在最近10年有过生育行为的女职工中，28.9%的女职工的工资待遇比生育前有所下降，16%下降一半以上。此外，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数为1465万，享受生育津贴待遇的职工只有420万，占比28.7%，远低于我国城镇化水平。
笔者注意到，不仅是职场环境对女性就业不太友好，涉及就业歧视的官司，在界定上亦存在诸多难题。据潇湘晨报报道，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就业歧视”为关键词搜索发现，裁判年份2010~2020年相关判决书及裁定书共152篇，而其中以就业歧视原因为判决理由的却不到一半。
生育年龄推迟、生育成本居高不下、女性自我意识苏醒等被视为全面二孩放开后，职场女性生育意愿仍然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学界将此归纳为“生育惩罚”理论。所谓“生育惩罚”，又称生育代价，是指在劳动力市场中，女性由于生育而对其自身职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简言之，就是“生不起”和“不敢生”。
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发出以来，鼓励生育政策出现了一些零星的破冰之举。比如，四川省攀枝花市就召开新闻发布会，计划对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发放生育补贴金。又比如北京出台了过渡性政策称，5月31日（含）后按规定生育三孩的，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享受生育奖励假30天，其配偶享受陪产假15天。还比如深圳推动教育均衡化，实行教师轮换和大片区招生。
无论是打响三孩福利政策的“第一枪”，还是超长产假的延续，抑或是给高价学区房降温等等，这些拆解“生育惩罚”的政策，都将会产生涟漪效果，带动其他地方持续跟进，形成全面开花之势。
然而，笔者认为，要提高职场女性的生育意愿，除了消除生育与育护制度上的障碍等现实问题外，更应赋予女性友好的职场环境，平等的工作、晋升机会和薪酬待遇，才能从物质条件至精神条件，让中国女性把生育的主动权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
